宣布命令。

　　1705年，教宗特使来到北京。康熙亲自向特使说明情况，说中国的敬天、祭祖等仪式，只是为了表达敬意，和宗教无关。双方多次辩经，还招来肇事的教士，现场解释作证。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教会依然不愿妥协。

　　1707年，教宗特使来到南京，单方面宣布了禁令。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同时声明，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否则就要被驱逐。

　　但此时，康熙依然还希望谈判，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去给教宗说明情况，辩解经义。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康熙又写信求情才放人。

　　172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康熙再次亲自出面，解释孔子牌位由来等问题。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1721年（康熙六十年），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康熙这才最后放弃，宣布禁止传教。

　　不过康熙的禁令并不严格，起码法国人就没什么人管。（从路易十四开始，清朝与法国在百年的时间里，多次互派使团，赠送信件、书籍和礼物。法国传教士直接自豪地声称，“中国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

　　雍正时代，中国的传教士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耶稣会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1742年（乾隆7年），教宗正式下达命令，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终结了相关议题。

　　这个争论最后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突破口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1932年（昭和7年）5月，日本出了件事：在耶稣会创办的上智大学，一名陆军军官带领一些学生去参拜靖国神厕，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以这是偶像崇拜为由，拒绝行礼。

　　日本军部对此颇为不满，事件逐渐发酵。10月，得到授意的日本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事，称“上智大生参拝拒否事件”。

　　11月，罗马教廷宣布，参拜神社是表达尊重、敬意的仪式，不算偶像崇拜，允许天主教徒参加。禁令在日本失效。

　　1934年，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伪满要求天主教徒也参加祭孔等活动，教会继续让步。

　　1939年，教宗正式颁布文件，宣布允许祭祖、祭孔等活动。礼仪之争宣告结束。

　　就这样，康熙雍正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在溥仪手上解决了。

　　这事儿其实非常嘲讽。理论上，这是一个教义问题，应该通过辩论经义来解决。但当初，康熙等人跟教廷辩经了几十年，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军部只用了一个月，就把事情摆平了。

　　从这个普世信仰的裁定者，罗马教廷的角度看，那就是“我辩经辩得过士大夫和传教士，但辩不过日本军部”。

　　所以，普世信仰的权威性究竟源于什么，依靠什么？如果教义和当地文明冲突，到底应该以谁为主？更进一步地说，以谁为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和教义本身有没有关系？

　　很多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是不难解释的。但从普世信仰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又不能从现实的角度来直接回答，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的权威性。

　　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包括最开头利玛窦自己遇到的困境，其实都是这种普世信仰虚弱性的体现。我们在此把他们统一叫做“利玛窦难题”。

　　而且，要知道，天主教已经是现存各类普世信仰里，组织度最高的了。其他那些，经常连个稳定权威都没有，面对这种难题，更加没法应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见到解决的方法。

　　这样稍微梳理一下，就有这么多的合法性漏洞和理论上就难以解释的问题。实践中，各种麻烦情况只会更多的。

　　所以，作为过渡期，现在其实已经算比较稳定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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