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厅所有的人,本案中的冬虫夏草的价格无法确定,更何况该赃物已经消毁。
到了这时候,直接证人当事人殷企业不来,仅有殷企业二弟之口,是证明不了殷企业到底送了多少冬虫夏草给杨阿伟的,是证明不了开虚假发票一事的。尽管有辩护人提交的‘海青健健药店’出示的证明书,但这样证明书谁都会提出质疑,认为是辩护人自己开的虚假证明书是正常的思维。殷企业二弟之言想要为杨阿伟洗脱这宗受贿罪是苍白无力的。
这种厉害关系冠兰、钟大鹏、英花是知道的。当事人证人不来,不翻供怎么帮忙?
冠兰急了,因为冠兰答应徐琳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她一把;钟大鹏急了,因为钟大鹏的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想不到英花也急了,因为徐琳通过英花的老公关系找上了英花的家门。
英花的老公在阳明区当社保局局长。说来无巧不成书,她老公最早是区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科员,从科员到副局长到社保局局长,是徐琳一手扶他上马的。竞争副局长的岗位时,夫妻俩还专门拜见徐琳,请徐琳局长出手相助,提携之恩,永记在心。在徐琳的运作下,英花老公如愿以偿当上副局长。不久,社保局局长因违纪挪用公款免职,区委初定由区纪委副书记暂时主持社保局工作,征求意见时,徐琳此时是分管副区长了,力荐英花老公,说社保工作不比其他行政工作,一定要熟习相关业务的人来领导,英花老公不仅清正廉洁,而且业务精熟。就这样,区里给了英花老公独当一面工作的机会。果然,英花老公不负众望,工作出色,不久任命为社保局局长。官场上谁都清楚,副局长与社保局局长无论权力重用不可同等而语。英花夫妇为此感激涕零。
当徐琳来到了英花家,不等徐琳把话说完,英花就答应尽自已的能量一定帮她一把,同时告诉徐琳,法院审理时涉案当事人证人当庭的言证,相当重要,尤其是受贿之类的案子,如果当事人证人当庭翻供,法院一般都采用这样的证据。话说得这么明了,而且与辩护律师说得一样,证人到庭的是何等的重要,徐琳死死的揪着证人不放。
庭前会议,当钟大鹏说庭审将提供新的证据并提出相关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英花没反对,表示同意。会议后在没人的场合,她对冠兰说:“冠姐,杨阿伟的第一夫人徐琳蛮会做人的,我老公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唉,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冠兰笑了一下回答:“哦,我知道了,谁叫我们是姐妹呢?”下面的话还要说下去吗?
中国的人情世故太复杂,找熟人办事似乎是一种惯例,这种惯例的演绎,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温床。在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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