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工作之余上法官的家门，或者请法官到酒楼茶楼一坐，谈案子方面的事请求帮忙都涉嫌行贿或者类似我国妨碍司法公正罪。再说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为案子上的说情，如果请之，人家会感到奇怪，反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不感到这是犯法或者说不感这是耻辱吗？而我国反过来了，你怎么这种蠢，不去找人说情？而被请出面的人为之说情的也乐此不彼。这种现象司空见惯，成常生态了。这既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法制的观念。
像冠兰、英花面对的这种情况，按有关的规定是绝对不能在家里与来求情的人见面的。但是她们拒绝得了吗？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与国情。
这还算好的，冠兰、英花仅从情字和面子的角度出发，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伸手相助。倘若贪婪，昧着良心，打着哈哈，不说受收大钱吗，弄两个小钱花花不也是小菜一碟！
殷企业总算出来了，与徐琳和民警阿姨一起来的。
辩护人钟大鹏得到冠兰的允许下，来回问殷企业和杨阿伟。
“证人当事人。你送给被告人的冬虫夏草是从哪里购买的？”
殷企业回答：“不是购买的，是我从二弟哪里拿来的。”“有多少？”
“有一盒。”
“你是否全部送给我的当事人？”
“我留下了一点自己吃余下的全部送给了杨阿伟。”
“被告人，殷企业送你冬虫夏草时里面是不是有一张发票，”
杨阿伟答：“是，有一张100万元的发票，放在冬虫夏草的下面。事后我才见到。”
“证人，这张发票是哪里来的？”
“发票是我让我二弟开的，他是做药材生意的。”
“证人，你为什么不如实向办案人员讲清楚，冬虫夏草是从你二弟那里拿的？”
“办案人员没问我，只问我是不是送了100万元的冬虫夏草，我说是，有发票为证。同时，我怕检察机关找我二弟麻烦。”
下面的发问两个问题与询问熊老板的一样，如“你为什么要开虚假的发票？”“你为什么在检察院不如实讲出自己开虚假发票的事情？”
殷企业的回答与熊商人的回答几乎是一个版本，好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英花发问的开场白也与发问熊商人大同小异。
“证人，你201×年4月15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陈述之词是否属实。”
殷企业：“是。”
“审判长，请允许通过电子视频展示证人，4月15日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陈述之词中的相关内容。”
“允许。”
电子视频上显示证人殷企业在检察院的供述笔录：“我去杨书记办公室，目的是请求县里降低土地起拍价，他不愿意，说没办法。于是我拿出事先准备送的冬虫夏草给他。他说不要，我放在桌上就走了。”
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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