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礼”的行为，应该受到抵制，即使有父母的命令和夫家的要求也要禁止。

　　这些观点，是在当时背景下，对之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妇女自由选择权和理论地位等权利的支持，其实也有利于士人自己的观点。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中国文化中的“对等”模式，这里其实也是一样。

　　比如钱大昕指出，父子兄弟这种关系，基于血缘，是“以天合者”，所以“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夫妻关系，基于婚姻，是“以人合者”。这种关系是后天人为确立的，所以“可制以去就之义”，没有必要在对方“不义”的情况下，还强求保持。

　　而儒家的理念里，“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妻，“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父子关系的论述，要“复古”，回到战国乃至孔孟时期；夫妻关系的论述，也要“复古”，回到战国乃至孔孟时期；那么君臣关系，要不要复古呢？

　　同时，大家也知道，父子、兄弟是血亲，而夫妇、朋友不是血亲。那么君臣关系是不是血亲呢？虽然长期以来大家喜欢把君主比作父亲，但大家也都知道，这同样和上文说的那些“默契”一样，是个“我们装作如此”的规则。那如果较起真来，君臣有没有血缘关系呢？

　　这个疑问，和对应的、古代典籍里明确的解答，钱大昕等人当然不会明说。但都论述到这一步了，学习经义的人，真的会立刻在此停下来么？这就很有意思了。

　　实际上，钱大昕自己也不是完全“不越界”。在讨论《春秋》经义的时候，他也提出，君主无道，是篡弑发生的原因。君主自己应该对治国安邦、杜绝乱臣贼子，承担责任。这个说法受到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职责，但问题既然提出来，实际上就已经让人思考了。另外，他还支持荀子的一些观点。有人批判荀子“法后王”之说时，钱氏认为这只是因为对方就没领会荀子的意思。他认为，荀子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才是对的，相反，“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才是无知荒唐的行为。

　　这些对于春秋、荀子等理论方向的研究，实际上给清朝后期的公羊学提供了基础。

　　在“对等”这个问题上，稍晚些的俞正燮论证的更加直白。他认为，按照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这是直到两汉，都有人反复论述过的。

　　比如，当时版本的《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于是儒生们认为，这是说嫁人之后就终生不能改嫁了。但考证《白虎通》引文和郑玄注释，并无“故夫死不嫁”五个字，可见这一句是后人加上去的。

　　原文的意思是，出嫁之后，妻子就和丈夫平等，终生不可更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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