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清操。

　　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

　　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除此之外，其实从商者的地位，在宋代是有一些提升的。

　　虽然我国商业兴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个特殊阶层，社会地位并不高。自西汉以来，各王朝都在扶持农业打压商业。尤其是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准”物价，使商贾“无所谋其利”；盐铁专卖、手工业官营之制来制约工商业发展；禁止商贾之家占有土地；规定商人另立户籍，且地位低于普通农民；不准商人子弟涉足仕途，进入官场，加上“算缗令”和“告缗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产，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与扩大。“农之为本，商之为末”、“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延续千年，导致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商人一直都是社会底层人民。其实，在早期的古代社会，商人地位并不低下。“重农抑商”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一种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

　　春秋时期，“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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