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瑞年此时道：“这异地存兑业务，我感觉有一点象唐时的飞票，未知对否？”

　　“嗯，老唐说的对。”惟功亲自答道：“可见不管什么新奇花样，其实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这话说的谐趣，众人都笑将起来。

　　唐时天下的中心在长安，不论是淮扬特产还是蜀中的蜀锦，大宗货物，肯定会集长安，不论是去买或是卖，携带大量的现钱都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唐时还没有把金银当成流通货币，唐初的货币单位是铜钱和绢，中唐之后出现银钱交易，不过只是小宗，更多的还是以铜钱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铜币为最重要的计量单位，大宗的货品交易，都是以“贯”来计算。

　　一贯钱平均是千钱，价值也就一两左右的白银，铜钱做为货币单位对农民是好事，交税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银，在持有使用的过程中不停的夹剪损耗，银本位有利于商人和大士绅，也方便了朝廷，毕竟明季的铜矿采量连宋时的零头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钱，也省得管制大量的矿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样采矿，矿工造反，怕是真的会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铜钱为主要的交易货币，带来的问题就是运输不易。明季千两白银购买力就足够做一笔大买卖，携带上京，不过百来斤重，一辆独轮车就推的如飞而走，一头毛驴也尽够了。唐人却得千贯以上铜钱，不说重量，光是体积算算就吓死人了，如一座小钱山一般，光驴马就得好多头才运的动，费用自然也就高涨上去了。

　　所谓穷则思变，唐时的飞票制度，便是应运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镇将货物运至京城后发卖，然后将铜钱放在各道于京师的进奏院之中，不仅是进奏院，还有各军使及大商号的分号等，取半联飞钱票，回到各道之后，凭半联票与各道的分院分号验票，然后凭票取钱。

　　这样，省得携带大量铜钱奔波于途，不仅省了耗费，更要紧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后四处攻伐，山贼马匪到处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携带大量铜钱到处奔走，就象是婴儿于闹市持黄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记也难。

　　而大明立国后先以实物贸易为主，后来元气渐复，改为金银，后又发行宝钞，所以这种飞票制度，一直没有施行。

　　一直到明末时才有雏形出现，到了清季康乾年间，山西票号才焕发光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票号开始壮大，到有“日升昌”这样的拥资千万的大票号时已经是清末，票号发展到了极致，但等外国资本顺利进入，正统银行业开办起来，股本更为雄厚，经营更为灵活，发展更为快捷，同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发行钞票，种种特权之下，将山西票号打的节节败退，到民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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