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通分析下来，可以看出，今日的制度中，构筑合法性，说服人们遵守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它不见得公平。但这里有第二个问题，谁来构筑和维持合法性。

　　一般情况下，这个工作是由祭司们负责的。但中原的祭司团体早已被朝廷兼并，祭祀权高度集中，牢牢把握在皇帝手里。按理说，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问题是，这只是理论上如此。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是传说中的圣王，自己一个人就能建立和维持合法性，威望高到让民众一看就想追随。相反，某些统治者甚至属于“望之不似人君”的类型，不但不能履行大祭司的基本职责，维持和加强政权的“说服力”，反而天天搞破坏，甚至让大家看一眼都觉得合法性掉了。

　　而且，中原政权的制度，成熟的有点过头。皇帝对于祭祀权的集中，太早，太严格，但又没有相关的技术和组织，让民众积极参与到各项祭祀活动中。结果就是，民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祭祀权的真空。

　　大家被禁止自己直接祭拜天帝，但又没法让所有人都作为陪同人员，参与皇帝组织的祭天典礼，并且随时听取皇帝对于天命的释读。这个空间，必须有人来管，要依靠各级官吏和民间的三老、士人，对民众进行宣传和约束，从而维持合法性的存在。

　　白芷说，第一纪的时候，科技发达到能实时向民众放映大经师们的会议，向全国宣读新的释经结论。然而汉朝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只能羡慕一下了。

　　这些因素共同的结果是，皇帝在很多情况下，只是象征性的作为大祭司存在。实际的仪式设计、对天意的解释、对民众的宣传，都是由士大夫们进行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才能“释天”？

　　此外，和先秦时期那些真正的上古老贵族相比，汉朝的血脉合法性是很弱的。连高祖称帝，走的形式都是诸侯们的推举，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下，汉朝也就更加依赖于额外的解释。

　　而这个解释，并不好论述，景帝时，各家多次讨论，也没有成果，最后只能提出“马肝之论”，让大家停止了讨论。

　　上一代大儒的代表人物董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趁着给皇帝上书的机会，他阐述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这个理论宣称，上天的意志和君主的行为是互相感应的，君主的行为会引起上天的反应，以各种现象体现出来。这样，君主和天意就形成了一一对应。天意不作用于周、秦的后代，而作用于汉朝的君主，就在证明汉朝得到了天的认可，拥有天命。而解释祥瑞、灾异、谶讳的过程，就是提醒大家，天命还在汉朝。

　　看起来，这个理论是有利于巩固皇帝权威的，所以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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