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道多助的说法，认为圣王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能成功。这个论述，就比较接近常识。而荀子这里，这个制定礼法，强逼众人作伪的圣王为何能成功，却无法用常理解释了。

　　礼法到底怎么来的，如何建立的，他也说不明白。但又不想把功劳归于天或者神之类，最后只能用圣王这个万能解释来回答了。钱程认为，孟子和荀子都说对了一部分，但想解释他们论述的人性的问题，还得补充一个概念。

　　钱程说，他从西王母那边的老姐姐们那里，学到了一个说法。青鸟之前给他说过，人的本性应该分为两类，一种是作为单个人，一种是作为群体中的人。

　　作为单个人的这部分人性，以自利为主，以混乱为主。

　　作为群体中人的这部分人性，以利他为主，以秩序为主。

　　孟子无法归纳进“性善”的那部分食色的人性，荀子认为属于“性恶”的基本人性，白芷说应该叫兽性的人性，就是前者。

　　孟子认为属于“性善”、符合仁义、合乎天道的人性，荀子认为由圣王带来、通过礼法规范出来的善的表现，白芷说叫人性的人性，就是后者。

　　人都作为个体而存在，但人又必须生活在群体中。离开社会，人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就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时存在的人性。

　　钱程说，孟子和荀子看似观点相反，不过他们的目标，甚至他们理论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其实都是一致的。

　　这两位都认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也都推崇通过后天的教化，来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善的由来。最后孟子只能把善心归于天，荀子只能把善行归于圣王。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其实都没能好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但按照青鸟的说法，善行不是来源于外物，而是同样来源于人自己。人类最初的秩序，也不是圣王强加的，而是在众人组织起来劳作的时候，慢慢形成的。

　　钱程告诉吕荹，他认为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大家去治水，需要连天加夜地干活。而且治水的工作还很危险，遇到事故，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如果按照人的个体本性，所有人都应该偷懒，掘渠堆坝时尽量少出力。有机会就要从工地上逃跑，想办法逃到不需要治水的地方去。

　　但是，治水工程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原人也没有全员跑路，逃到不发洪水的地方。实际上，反而是在洪水泛滥区拼命的人成了诸夏，不在这里的成了蛮夷。这和人类的本性，似乎矛盾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这就只能说明，经过教化之后，群体的人性压倒了个体的人性。

　　而且，应该不止是尧舜禹等圣王在教化人。因为尧执政的时候，为了治水，就已经能叫来这么多人。可见在他之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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