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慢，目光放在众人脸上一个个的看了过去：“申饬的一定要做的，但若如郑君他们所言，曹操滥杀无辜，该入狱等事，我看还是不必。其实诸君心里也明白，此番议论曹操兴师复仇不过是一个题目，真正要议的，其实还是各家之见。”

　　“谨诺。”崔烈最是奉迎上意，抢先说道：“两家之争，皆由《春秋》而起，《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今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岂能奉为一经？而《公羊》言简义深，乃孔子师徒所传，堪为正统。此次议曹操伐徐州，愚臣浅见，当依《公羊》所言伍子胥伐楚复仇之例，许以宽待。”

　　话音刚落，明经博士、颍川人韩融便出声说道：“臣附议，上古有明君贤臣，相得而天下治，是以君臣的言行要述旧合古，若是不符《五经》之义，那就是叛离经道。《费氏易》、《左氏春秋》二学师承不详，《左氏》又有失载十四事，与史相悖，焉能为经？”

　　这两人之中，崔烈自从提拔为侍中、主持搜集图书、编撰《皇览》以来，一直都以皇帝马首是瞻；而韩融既是当时大儒，又是颍川人，背后站着什么人，一目了然。在他们两个表明态度了之后，皇帝便把目光看向了与杨氏有世交、家传《欧阳尚书》的桓典。

　　对于这些祖祖辈辈都钻研一经、几乎垄断了一部经书的解释权的士族们来说，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新学说的崛起将撼动他们固有的地位，毕竟谁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祖宗世代沿袭下来的经书被人批判的一无是处。

　　“春秋决狱，向来是以《公羊》为主，如今议论曹操复仇之事，理当照章办理。”桓典说话滴水不漏。

　　崔烈见机说道：“至若郑公，臣以为彼不过为太中大夫，常去太学谈经，有些不妥，恐会扰乱学子修习。此事了结后，不妨将其斥退，安分本职。”

　　这个说法让人惊异，饶是耿直的桓典都不由侧目看了崔烈几眼。

　　“理不辩不清，道不辩不明。”皇帝反驳道：“郑君学贯古今经学，通习各经，是当世少有的通儒。若不借此一辩，如何得知孰优孰劣？而且太学是教授道理、研习学问的地方，焉能将郑君这样的大儒拒之门外？”

　　崔烈本来是揣度圣意，想迎合皇帝的，没料到会错了意思。他把话强行圆了回来，支吾着说道：“唯，陛下说的甚是，正如当年孝宣皇帝于石渠阁、孝章皇帝于白虎殿召集诸儒议论一般，总得采集众议，兼听则明。”

　　“正是这么个道理。”皇帝点了点头，说道：“当初孝宣皇帝召集诸儒，试图论定五经同异，以求殊途同归之法，奈何众说纷纭，难以统一说辞。直到孝章皇帝亲临裁决白虎观会议，这才勉强将二者融洽，如今轮到我辈，岂能不继承先贤遗愿，博采众长，将古今两家汇为一经？”

　　“这……”

　　众人没有料到皇帝没有打压古文经的想法，反倒是想将二者融会贯通、结合成一家的理念，这让他们先前对古文经的肆意批判显得十分尴尬，相比之下，还是桓典会说话。

　　古今经学并不是不能兼容，好比郑玄既精通古文经，又通晓今文经，是两家经学的集大成者，可以看出在东汉中后期的时候，古文经学已经有融合的苗头。皇帝想做的，就是破除了过去古今经学的桎梏，由自己主导古今经学二者合一的历史进程，并从中添加自己的思想。

　　这次议论只是个开始，想必郑玄那一边也是有这么个想法，不然他也不会眼巴巴的跑到长安来，还亲自为马日磾等人张目、推动这一场因曹操而起的辩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皇帝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正所谓‘微言大义’，有繁复虚饰则删，有不合时宜则改，当年光武皇帝删改五经章句数十万字，以定经传。如今正逢诸大儒在朝，何不趁太学议论，再编撰一部继《春秋繁露》、《白虎通义》之后的经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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